即便没有明确法治的原则，一个国家只要采用了成文宪法制，常在的制宪机关就是与此相斥的。
对于姓名变更，公安部初步意见只设置了诸如有充分理由、有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准予变更的证明等变更申请要件，并未关闭姓名变更之大门。尽管从私法即民事侵犯法维度研究姓名权的文献俯拾皆是，但作为公民私法姓名权基础的姓名登记及其背后的公法姓名权问题，民法学者则研究不多，公法学者亦关注甚少。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和婚姻法第22条的解释与适用。[53]公安部身为各地姓名登记机关的主管机构亦参与其中，于2007年6月草拟完成了《姓名登记条例（初稿）》（以下简称公安部条例初稿）。[32]各地公安部门通过其自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严格限制姓名登记，堪称此等行政限权现象之典型。2008年《关于居民身份证姓名登记项目能否适用规范汉字以及外文字和符号填写问题的批复》等。法学学者当然有促进姓名登记立法规范体系完善之职业伦理要求，而此等贫乏的研究现状无异于法律人的失职，它有碍于国民姓名权的享有及其司法救济，不利于国民个人的人格自由发展，准此以观，笔者试作此文以抛砖引玉。
公民在申请姓名登记时，公安机关以拟申请的姓氏或名字违反公序良俗而不予登记，这不但不违法而且合法正当。作为公法姓名权核心内容的姓名登记，一直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其原因莫过于此。法律询问答复制度早已存在，2000年得到立法法的确认，[36]但不同于法规审查制度是立法法刻意创制的，法律询问答复制度是正在实践中的活制度（acting and living system），形成了丰富的实践。
在2015年立法法修正过程中，立法者从未试图对要求审查程序进行改进，这似乎说明该程序在立法者眼中是不存在缺陷的。考虑到目前的司法监督手段仍停留在选择适用这一消极的个案方式，[28]省级人大常委会应通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从而抽象地废止相关行政法规。例如，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给辖区内地方法院创造民事和行政审判的依据，在河南种子案中，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单纯指摘洛阳市中院的判决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的违法行为，[27]却只字不提其自身地方性法规违反法律的事实，此种监督会损害宪法第99条中的地域性法制统一。[18] 刘松山：《健全宪法监督制度之若干设想》，载《法学》2015年第4期。
一方面，自我遵守宪法和法律是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前提，否则省级人大常委会不仅违反自身遵守宪法的义务，也会给辖区内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带来地域性法治困扰。[13] 李晓兵：《法国第五共和宪法与宪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34] 2015年修正后的《立法法》第101条强化了审查建议的回应性，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将审查、研究情况向提出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反馈，并可以向社会公开。众所周知，在分散式和附带式的司法审查模式中，审查提请主体资格依附于普通诉讼主体资格，地方议会只要具备诉的资格即可向法院提请附带审查，如在实行司法审查模式的日本，地方公共团体即具有此种资格，根据日本《地方自治法》第96条的规定，地方公共团体的议会如果认为其自治权受到国家侵害，有权提起对国家之诉，在法理上讲，地方公共团体也和私人一样，既应服从司法权，同时也可以请求法院救济。[26] 如果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及时受理审查建议，主动开启审查程序，作出违宪判断，之后再由国务院宣布接受这一判断，宣布废止该法，那么，这将作为中国现行违宪审查制度的第一次实践，而被载入新中国法治的皇皇史册，参见林来梵：《宪法不能全然没牙》，载《法学》2005年第6期。[12] 第二大类是地方议会在其权限范围内提请审查法律、法规和条约等的合宪性。
[21]可见，省级人大常委会在比较法中独特的宪法监督职责及其在中国地方各级人大中的重要宪法地位，是确立省级人大常委会审查要求资格的重要考量因素，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要求资格必将承载较重的责任。根据我国宪法设置的民主选举机制，县以上各级（不含县级）人大代表通过自下而上间接选举产生，省级人大主要由辖区内下级人大选举产生的代表构成，是本省级行政区域内的最高代表机关，同时省级人大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充分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是，省级人大常委会的管道功能并不局限于人大系统，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其他四类要求管道甚至建议审查程序。另一方面，多数实行集中审查模式的国家都授权法律细化和补充享有提请资格的主体，地方议会的提请资格即使未明确规定于宪法中，亦可能隐藏在相关法律中。
据《立法法释义》所言，在以往的工作中，对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贯彻时遇到的具体问题，它们（指省级人大常委会）经常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提出，要求予以解答，同时它们又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法规备案的单位，因此立法法赋予它们提出审查要求的权力。第一大类是解决机关权限争议（一甲）和救济受侵害的自治权（一乙）。
一方面，与其他四类要求主体是单一主体不同，省级人大常委会是一个群体，它由22个省（不含台湾省）、5个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构成，因此不仅亦可如其他四大要求主体那样在地域上涵盖全国，而且正可以发挥所谓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对冲效应。中文研究可参见王建学：《作为基本权利的地方自治》，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以下。
[31] 学者将我国的法规审查建议定性为一种法律权利，并认为其不仅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化和现实化，更重要的是首次赋予了公民一定的启动法规违宪审查程序的权利（参见胡建淼、金承东：《论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载《法学家》2005年第2期），不无夸大建议之法律效力的嫌疑。与此同时，对前述21个国家的统计，其所占比例也应以实行专门机构审查模式的国家数（94）为分母，据此，宪法明确规定地方议会提请审查主体资格的比例上升至22.3%。因此，表2选取法国（宪法委员会）、德国（宪法法院）和日本（司法审查）三种模式中的相关提请形式，并与我国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要求权进行对比。值得指出的是，第四和第五两种情形中的法律问题或者来自具体司法案件或者与具体法律权利相关，而前三种情形中的法律询问还可能在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背景下产生。[36] 《立法法》第64条（原第55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三乙、意大利允许大区议会对其他大区侵害自身权限的法律或措施提请审查，这种设置具有在宪法上解决地方单位之间利益冲突的功能。
而提出审查建议，能否进行正式审查程序，还要经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看是否必要。[42] 乔晓阳、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释义及问题解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提出法律问题的主体如某市建工集团、某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等，大多具有国有企业的身份从而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存在一定联系，因此可能请求省级人大常委作出法律解答。而在建议审查程序中，启动审查的决定权在于作为被建议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在于建议者。
前述统计在结果上是最谨慎的。所谓学者绘制地图，政治家选择道路，规范地图既已绘成，剩下的就留给睿智的政治家吧。
在对审查要求权进行规范内涵的填充后，就有必要对触发器进行具体方案设计，这也是规范建构的必要内容。可见，保护地方自治是地方议会提请审查的主要功能。③5个国家兼选第一（4甲，1乙）、二两类，其中1个附加第三乙类。在代表制的角度下，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仅代表本省级行政区域的整体利益即全省（含自治区和直辖市，下同）人民的利益，而且代表辖区内的特定个体利益和某些局部利益。
[38] 参见前注21，张春生书，第257页。表1：外国地方议会审查提请资格设置明细表 前述统计结果并不意味着只有专门机构审查模式才赋予地方议会提请资格。
将我国的审查要求权置于比较宪法审查制度中，并且按照拘束力强弱对各种提请形式进行排序，会更准确揭示我国审查要求的权力性质。17个国家将提请主体资格笼统地赋予地方议会整体，4个国家则将其具体地赋予地方议会的特定机构，如议会主席或议长、特定比例的议员。
可见，提请主体资格的分配取决于地方组织结构，地方议会具有提请主体资格是其在地方组织中宪法地位较高的体现。[9]但区分各级地方议会提请资格和对象，则主要考虑到不同层级地方单位在数量、规模和宪法地位等方面的差别，因此需要据此适当限定或区分其提请主体资格。
因此，规范依据与事实基础能够相互佐证，并共同揭示出省级人大常委会行使审查要求权的下列方案：第一，省级人大常委会在自身工作中若发现具有违宪违法嫌疑的法规，应主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就此，可以考虑常委会主任、主任会议、特定比例（如南非宪法规定的20%）的委员甚至省人大代表和代表团等主体的激发作用。（二）地方议会提请主体形式的比较 地方议会的提请主体形式具有多样性，并且体现于不同的维度中。[32]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被动地位是相对的，仅存在于要求审查程序中，而在此以外则可以极为主动，如在备案审查程序中，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参见《立法法》第99条第3款。第三，在地方议会内部结构维度下，提请主体资格的分配存在整体式和具体式两种情形。
首先，我国地方各级行政机关除为本级人大的执行机关外，还受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并具有下级行政机关的性质，后者使地方行政机关丧失了质疑行政法规合宪性的能力，因此只能依靠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要求来监督行政法规。[3] 统计自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全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地方议会提请审查的对象总体上分为三大类。[5]因此司法审查模式只是不需要专门规定审查提请主体资格，而非否定地方议会的提请主体资格。
这四种方案使省级人大常委会的管道功能极具包容性和多样性。[4] 该宪法本身未就不同事项在不同提请主体之间进行分工，但波兰宪法法院在实践中进行了适当分工和限制，地方自治团体的代议机关只能就与地方自治活动相关的事项进行提请。
